一言以蔽之，打铁还需自身硬。

例如楼建波教授认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并不能取代流转前的承包经营权，需要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因此而提出三权分置需要用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承包权、经营权四个权利来实现，也即三权分置的四权实现。对于后加入的集体成员而言，其虽然享有土地承包权( 资格) ，但极有可能因为集体已经没有可发包的土地而长时间无法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这一创新不仅开辟了农地物权性流转的新途径、丰富了农地权利类型，而且对农地流转权利体系带来了系统性影响，进而为构建现代化的、明晰的农地流转权利体系提供了可能，而后者也有利于实现三权分置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下主要对物权性流转方式进行分析，由于互换的本质是两个转让的集合，下文的分析以转让为代表。基于此，笔者对三权分置下农地流转的权利结构类型分析如下: 1.承包农户流转其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地情形 (1)分离出土地经营权 承包农户在其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上分离出土地经营权是 三权分置新创设的物权性流转方式，其流转权利结构呈现为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本文认为，在立法上将三权分置的权利结构表述为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不仅不符合大陆法系权利二次分离的理论，而且会带来农地流转中权利体系的混乱: 首先，按照大陆法系权利分离的理论，被分离权利与分离出的权利呈现出母子关系，子权利的设立和分离并不影响母权利外观上的完整性，母权利的名称也并不因子权利的设立而被改变。因此，建议依据具体的流转方式是物权性流转还是债权性流转而分别以土地经营权、土地租赁权来命名土地利用者取得的权利，从而形成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权或土地所有权—土地租赁权的流转权利配置格局。

但长期以来，我国对土地问题的研究管理本位凸显，权利本位不足。承包农户有向发包方交回承包地从而退出承包关系的自由。现行的八二宪法，其文本屡经修改，文本的背景与文本制定时也完全不同，同样的条款在变迁的社会情势下，其规范意涵自然大不相同了。

这三者之间又具有内在的关系：基本权利既可以为政治过程中的国家建构服务，又具有规范和限定国家组织的作用（防止因公废私），并且可以间接对国家权力的配置产生影响。[22]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也有清晰的解读，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党的意见经过最高权力机关审议通过，变成国家的法律、决定。而连带之公则使基本权利具有对面向社会的功能。

个人之私并不是与公对立的存在，个人之私既在公之中，又是被公贯通的，但这个贯通个人之私的公，使公的性质转变为立体性或结构性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的二元结构构成了政治系统运行的基础，形成了人民民主在事实层面和规范层面的联结和互动，并构成了公意或者政治统一意志的形成机制。

（二）通过政权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实施党的政策，并对它的活动实施监督。（3）如果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宪法发展的逻辑和趋势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改之前全面公有化的改造，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4] 民主与法之间互为依托，没有民主的法，就没有民主意志，法是民主的形式，它被民主地制定，并保证民主标准被遵守。三、公私二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使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八二宪法所确立的公私二元的规范结构，也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并符合当代中国社会的大众心理。

[8]理的这种转变，摆脱了要将一切都整齐划一到君君臣臣的身份等级秩序中的平面的、一元的天理之公，不再是普遍绝对的‘一了。如果从《宪法》第1条的规范结构来看，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体现，其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张海涛：《政治与法律的耦合结构：党内法规的社会系统论分析》，《交大法学》2018年第1期，第76-88页。5.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

[13]但此种意义上的公私对立仍然走向了否定个体之私、进而否定万民之私，并对这种社会欲望意义上的私加以改造的理想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重新回到了公则一，私则万殊的公私对立，通过一种一元化的政治理念排斥万民之私。正是因为将万民之私纳入到公当中，才使基本权利具有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为了实现每一个个体的私，从而需要防范国家公权力以及其他组织与个人的侵犯。

2. 面向中国的宪法知识贡献。二者之间具有互补性和内在制约性。

所以，本次修宪虽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写入宪法正文，但并未打破现有的国家组织层面以全国人大为核心的职能分工的权力分配机制。这一公私二元的规范结构是贯穿整部宪法的，诸多宪法条款的解释都离不开这一结构，比如对《宪法》第12条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以及宪法中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都既要看到这些公共财产所具有的公共性和要求得到合理利用的一面，又需要看到公共财产需要通过市场得到最大化利用的一面（进入到私法），在其中典型体现了这一公私交融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私二元特征具有承接传统（五四宪法的传承）、延续改革、步入新时代的意义。（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5条）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系列条款（比如第6条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第9条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第10条的土地条款、第12条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第13条的私有财产、第11条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保护等等）则构成了这种公私二元的经济基础，在经济领域实现公私之间既各自独立存在、又互相交融的状态。这一转换程序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将党的领导融入到人民民主的法定程序当中，使党的主张获得法定化的民主基础，体现了依法治国的规范要求。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规范上的逻辑联系：（1）社会主义的目标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具有不分国界的普遍性。

[27] 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21页。正如任何社会形态一样，国家拥有本质形态（Gestaltnatur）。

但是因为它是来自于生活的形态，所以它必须在其概念中接受其相对动态的特征，并通过一个持续更新的人类行为而接受其有限性。[3] E.-W. Böckenförde, Die Methoden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 – Bestandsaufnahme und Kritik, in: ders.，Staat, Verfassung, Demokratie. Studien zur Verfassungstheorie und zum Verfassungsrecht, 2. Aufl. 1992, S. 64ff. [4] H. Hell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III: Staatslehre als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Leiden 1971, S. 23. [5] 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19页及以下。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于2018年修宪写入《宪法》第1条第2款，虽然这一条旨在规范上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但也在客观上于宪法正文中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具有普遍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阶段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具有中国性。

宪法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决断，具有人民民主和法治国家的二维属性，沟通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党的领导存在于政治系统当中，致力于人民民主的实现，而规范层面的国家组织体系和基本权利则存在于法律系统当中，二者之间只能通过特定的方式进行结构耦合，[26]同时也要谨防政治系统的扩张对社会系统功能分化所产生的破坏作用。[23]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要通过特定的法定程序才能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比如宪法修正案的提出、法律议案的提出、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的选出等等都需要一个法定程序加以转换。我们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变迁社会宪法理论的构建具有两方面的意义：1. 方法论层面的意义。

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并构成整个八二宪法的制度基础，而理解的关键则在于如何规范地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八二宪法便是对改革以来公私二元结构的规范体现，它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范特征。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具有引领性和先进性，与人民之间具有事实上的直接联系，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事实层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层层叠叠的组织化以及与群众联系的各种机制实现对民意的发掘，并通过党内和社会层面的思想建设实现对民意的引导和引领，辅以突破常规官僚体制的政治决断和运动机制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

宪法规范分析 2018年宪法修改对《宪法》第1条第2款进行了改动，意义深远，不仅将中国共产党领导首次从宪法序言写入宪法正文，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次进入宪法正文。其中，宪法的规范结构就构成了国家存在的结构性基础，而对这一规范结构的解释同样需要深入到国家生存的现实结构当中。

[14] 关于这一部分的分析，可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孙歌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88页。正如黑勒所言，国家是一个通过人类在代表上不断更新换代的共同行动而持续与时俱进的统治结构，社会学国家理论中的国家概念既不能片面的在动态上加以理解，也不能片面的静态理解。另一方面，其自身通过五次修宪也经历了不断的演进。八二宪法已经确立了一个规范框架，接下来就是如何使之得以实现。

[27]三者之间并非天然和谐，对个体自由的保障与防止个体自由滥用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个体自由与社会公共性之间并非天然和谐，中间的度很难把握，最典型的例证体现于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之间的基本权利冲突上，在民法领域也有所体现，比如对契约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加以公法上的干预就体现了这一内在紧张，诸如是否可以通过契约约定工伤概不负责、单身条款等等都是该问题的典型体现。要支持和保证国家政权机关依照宪法法律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15] 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13页。6. [日]沟口雄三：《中国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孙歌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宪法规范体系中能够将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基本权利、生态文明等有机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不能固步自封，恪守祖宗成法不可变，而枉顾社会现实的变化。